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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说明：陈光柱先生，痴迷於对老子的研究几十年，不但浏览了近代的多位研究老子的学者的成果，详细地做了比较，而且又从考古成果上做了考证。今把他的与仁义有关的分析附在下面，供参考。

陈光柱先生对老子的论述

一、老子其人其事

——2005年8月15日在“中国传统文化论坛”上的讲话（摘要）

朋友们，大家好：

我到这里来和大家见面并走上讲台，也是很突然的。你们的组织者通知我，只是一个时间和地点。刚才主持会议的南先生告诉我，报告的题目是“老子其人其事”，离现在还不到十分钟，根本谈不上做什么准备，于是我只好按我自己的认识妄自谈之，请大家教正和批评、批驳。

老子姓单名逨，西周人。那时候的人，只有一个名字，所以，老子幼年和年轻的时候，只叫单逨（此“单”读“丹”音，不读“善”音）。由于当时西周人还有一种习惯，对有官职的人员称谓是把官职的称谓与该人名联用的，故老子后来被称谓为“吴逨”（即虞逨）、“歴逨”。老子七十岁后周宣王没有死时，人们尊称他为“老逨”（因为过七十之人，应尊称为老），周宣王死后，人们尊称他为“老单”。“老子”的称呼则是很晚以后的事，时间是春秋末战国初。下面分别对单逨、吴逨、歴逨、老逨、老单和老子的称谓，叙述一下老子其事。

单逨，这个名字伴随他有生之年时间最长，从他出生起，他父亲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以后一直伴随他进入半百之年约五十岁左右。

单逨的父亲叫单龚，是西周周厉王时的一名高级武官，追随在召穆公手下，成其为召穆公之心腹爱将。公元前854年，单逨就出生在单龚的家庭内，小时候就很讨人喜欢，聪明伶俐。召穆公知道后，责令单龚带其子出入召公府，也同样博得召穆公的喜爱。

公元前842年，周厉王的儿子“静”时年五岁。厉王由于知其召穆公的“才华”最好，对古公亶父的《德》论的认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出神入化的“宣讲”，使不少的人深感钦佩。于是，在悔恨自己某些过错之后，将其子“静”，秘密送入召公府内，令其调教。召穆公得到这样的特殊委托后，遴选十二岁的单逨，作为静的“伴读”兼“侍卫”。加上自己的小儿子，组成了一个三人读书班子。

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受围，出奔于彘。国人知其太子“静”匿藏在召穆公府内，乃围之，逼召穆公交出“静”。召穆公不得已，以自己的幼子代替王太子受其死，“静”才能避免于难。小小的单逨，哪见过如此惨景，目睹这一切后，除了不知究里地目瞪口呆以外，却对这一不再重复的事件，深深铭记在心。从此，单逨和太子静朝夕相处，在召穆公府内受教十四年。这与太子静成为终生莫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真正成了生死与共的患难挚友。为他们历史上的“伟大合作”（长达六十一年的认识探讨、交流）开创了人类史上的独此一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我们历史上如果没有老逨就没有周宣王的“中兴”之举；反之，如果没有周宣王的重用老逨，也就没有老子的“丰功伟绩”。老逨和周宣王共同谱写了西周末年前的历史，这一点是被人们所忽视了的。也就是说是被历史上的“历史学家”们掩盖、淹没掉了的。

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死于彘后，召穆公和周定公立太子“静”为王，是为宣王。十四年的“共和伯”归其“国”于宣王，召穆公和周定公共同辅助宣王。单逨此时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卫”之职，王的“侍从”而已。但是，这种特殊的身份，也使得宣王和单逨共同学习、探讨、实践中的相互话题，越来越多，认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深入、广大。对古公亶父老祖宗所留下的《德》论（亦名为《归藏》或行为规范篇的《为》篇）的认识程度，已经开始超过他们共同的启蒙的老师——召穆公了。数年之后，颇见成效，已能秉承古公亶父的遗志，“法”季历、文、武、成、康之遗风。（历史记载难见其真，可是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还是流露出来了——见《史记》。）各诸侯国无不刮目相看而宗周。此后召穆公和单龚相继均因年事过高，由其子承袭其职，共事于宣王。单逨虽然还隶属于召穆公（新一代）手下，但却直接受命于宣王，经常被任命参加新的征战，如：伐西戎、伐荆蛮、伐淮夷、伐徐、伐鲁、伐姜戎……等，长达四十余年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之诸多经历，也深知民众的苦难与不易，更加从心眼里佩服老祖宗古公亶父所认识问题的穿透力和前瞻性。所以在和周宣王所有的对话和议论之中，其主题就是“民得”和如何保证“民得”。

公元前800年前后，单逨已过五十岁，开始步入政界高层（再不只是简单的军人），因为周宣王已任命其为“吴林”（管理四方的虞林，即管理周天子辖内的山林川泽的最高官员）。单逨由于封赏赐官，曾作“盘”记述此事，嗣后又作“钟”等青铜器以谢乃父“龚”的养育之恩。“吴逨”的称谓也就从周宣王任命为“吴林”而开始了。

公元前785年，周宣王为了增强防御力量，命吴逨为“奠”定“长父”之“建长父侯于杨”的事情，“出捷”“于井阿”、“于历宕”，“不畏戎”，“以追搏戎”，而“敏于戎工”，故而赏赐他土地。吴逨对这次的赏赐，也做“鼎”以记，这就是四十二年“逨鼎”。

公元前784年，宣王四十三年，宣王和单逨都已经是老年人了。特别是吴逨已近七十岁了，彼此共同的认识已达到了崭新的高度。他们珍惜这时的认识，从而开创了一个特殊的工作，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历人”官职。周宣王在是年的六月任命吴逨为“历人”，这也就使近70岁的单逨从“吴逨”变为了“历逨”。“历人”的官职仅在西周末周宣王四十三年设立过一次，周宣王死后的周幽王没有沿用，春秋和战国就更无法再设此官职。之后所建立的秦、汉政权就根本不知道，我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官职，而仅是把此类事交由“史官”之类的人去办理。

那么单逨的“历人”官职是干什么的呢？这是一原来谁也不可能注意的问题。虽然有郭沫若先生曾针对《尚书》中的“历人”的问题说过一次，那个“历人”与老子这个“历人”是不相干的两回事，那里也仅只是出现过一次，郭先生认为是奴隶的一种，虽不确切，但也与原文差之不远。自从2003年青铜器出土后，我们当代的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针对四十三年逨鼎中的“历人”，认为是对国家高级官员的监察甄别，相当于现在的纪律检查。这虽然有其可能，但是，愚以为还不到位，并且很不到位，这牵扯很多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已固有的历史认识，不是我们自己国家的真正的历史，这样的历史障碍了我们目前的认识。如：周公（姬旦）的个人功绩问题；周公组织人员修典的问题；“仁、义、礼、智”意识形态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在西周金文中得不到支持和佐证，甚至得不到春秋、战国中的金文的支持和佐证。这也就是说，像上述的重要问题，居然得不到周王朝（东周和西周）八百余年官方文字（金文）认定的支持和佐证，能是可靠的吗？这显然暴露出，是“汉以来的文献的虚假伪劣之迹”的严肃问题，这难道是我们的历史上所应有的文献吗？于是，我们联系到所谓的“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人，正是搞乱我国历史真实面目的罪魁。

愚以为“历人”是西周末年意识形态成熟而欲做出总结的表现，这是周宣王和单逨对西周当时的历史和现实认识后所做出的重要而伟大的决定。促成这一决定的有如下条件：1、文字已通过甲骨文和金文的进展到西周末年，已有500年的历史了。不但有了经验，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且词源丰富。2、意识形态对“智”的摒弃也达到了明显的高度，有毛公鼎铭文中的“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为证。3、被汉朝以来人们吹捧得天花乱坠的“仁”字，居然在殷商、西周、春秋一例也找不到，直到战国中后期才仅见不成气候的“中山王鼎”之一例，（公元前300年略前），它能代表谁？西周人对“仁”的认识是：它直接酿成亲、疏之差，形成贵、贱之别，造成利、害的关系，于是达到是、非不分，促成真、假难辨。所以，由于“仁”的出现所带来（造成）的亲、疏、贵、贱、利、害、是、非、真、假等“十恶”在蚕食着社会中的人的心灵，并且使人渐趋“麻木”，故十恶不赦也。4、从上述看到的“智”、“仁”的问题虽然被金文所淘汰（等同被官方斥为非法），但是战国期间出土的竹简上，并不是这样，道理在哪呢？原因是：战国时的竹简和现在的网上文章一样，有一些就不是官方的意思。那时候，竹简的“普及”，造成人们大量的运用，有好多话是自己自由“书写”，代表个人的看法，和现在私人的日记差不多，所以也等同时下的网上文章。5、自从《连山》出现以来，造成了推翻夏王朝的事实。所以在商王朝初期和中期乃至稍后，都很重视“文字”问题，基本上纳入国家统治者范围之内的事，只能服务于王，或为王所用。鉴于商王朝后期有的附属国开始用甲骨文，从而也致使古公亶父也用甲骨文，写成了《归藏》，指导了自己“根据地”的建设，直接促使了商王朝的覆灭。西周建立政权以后，同样注重文字的使用问题，也只限定在王权使用的范围之内。西周中后期的金文之中渐趋向籀文转化，并且发展出现“四言句”的述事精炼的语言。从而形成韵味文字，促使了“诗”的出现。虽然“诗”是创造，但却是“非法”的。然而，正因为“诗”的出现，加速了文字（文化）的“普及”，国家也控制不了文字的渗透力，何况，还有殷商末留下来的“贞人后裔”呢？参见拙文《〈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

周宣王和单逨面对祖国的历史和现实，下定决心，从事这一工作。于是任命单逨为“历人”去组织、领导修订由原来祖传的“师传口授”的“口头文字”，变成真实可看，而不再变的文字记录。这个工作，在单逨受命之前，没有得到王的允许或任命，是任何人无权去做的。即若是西周的史官，也只能在王面前做一些事务性的“册命”而已。另外，关于西周以前的“史”官问题，也是一个为人们所误解了的问题，“史”官起源很早，远在殷商末年，“史”官就已经形成。这是在殷商武乙削去“贞人”的职务后，所代替“贞人”的记事的官职。此职沿用到西周初的“大史”直到西周末年的“内史”，都仅是为“王”做“记事”和“册命”之事以记而已。西周时的“史”通“使”通“事”，无有记历史的任何证据。这与春秋时各诸侯国所开始形成的“史官”记史无关，“史官”记历史形成于春秋经战国、秦、汉才渐趋定性。历逨所领导下的修订“文献”的工作，进行了三年，完成于公元前781年。这是用甲骨文字刻写在龟甲上的，包括发展后的甲骨文，乃至向籀文（大篆）进化的过渡态文字。可惜的是，在春秋末年，被人们“翻译”（转录）成竹简文字时，已经失去了原味。继之经战国、秦、西汉初、西汉中后期时，特别是经刘向父子之手后，变异成隶书文字时，已经成了“儒家”味道的“文献”了。后来又经唐、宋、元、明、清各个具体时代时的审订、刻印出来，又打上了各自时代的烙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献”还有现代的印记呢！

公元前781年，宣王已经不行了，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苦于自己不能和“历逨”再共同相处了。于是把原来和“历逨”共同一起学习了六十年的，老祖宗古公亶父所作的《德》论，鉴于它已有所损坏、残缺，必须重新修订、整理，这一任务只有交由历逨一人完成。为了郑重起见，只好把自己的儿子（后来的周幽王）叫到身边，当面授权于历逨，完成这件事。并且责令历逨以“教父”的身份代替自己，教导周幽王，继承、发扬，光大周王朝的基业，千秋永在。

自从老子担任“历人”的职务后，他已是近七十岁（69岁）的人了，大家按西周的习惯，除了称为“历逨”外，也尊称他为“老逨”。周宣王死，周幽王继位后，对“历人”官职不予理睬，也就是没有对这一官职给予肯定，淡化了（名实都不存在了）。人们除称呼为“老逨”外，又称呼为“老单”，这个称谓一直沿用到春秋末，近二百多年。所以后来致使人们讹传变为“老耽”或“老聃”、“老莱”而流（留）传到现在。

朋友们，老子之所以做成《老子》，是有历史原因的。《老子》是在《归藏》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并给予理论阐述和发展了的；《归藏》又是在《连山》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才是中华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可惜我们现在的人对此几乎是一无所知。造成这种现象的是我们所知的历史是被歪曲了的历史，写成这些“历史”的人，基本上是汉朝以来的“儒徒”。他们篡改了历史事实，歪曲了我们祖先的很多事。例如：当我们祖先开始使用符号之时，把我们刻、画、录、写、灼“记事”的活动，所留下的印记的“卜”事，说成是“预测”的开始；把面对这些符号还原成为当时语言活动的“占”事，也作为预测、决疑的活动，这就影响到我们正确的认识自己的历史。涉及到我们现在的考古活动：对出土在远古时期的兽骨上，发觉有印记就命之为“占卜”之“冷卜”或“热卜”（灼印）。这样就使我们对六千年前的祖先活动，却被后人蒙上了耻辱的阴影。后来，甲骨文出现却在“清儒”的臆断之下，把我们祖先的“每事问”和“集思广益”乃至重要的“御前会议记录”的活动，说成是：“预测”、“决疑”的“卜辞”，而成其为十分愚蠢的无知的迷信的活动。要知道“占卜”沦落到所谓的“决疑”活动，起源只在春秋时期，这些人掩盖了真像，使这个危害直到现在还统治着我们的当代甲骨文研究的领域。

我之所以要说到这些，还是因为我们的《老子》，要涉及到《连山》和《归藏》。而《连山》、《归藏》又被误解很深很深（这是宋儒的功劳）。

历史上的事实是：《连山》是成汤、伊尹、仲虺三人，针对夏王朝末期时的“三风”而提出的要禁“三风”的禁令，那时候没有文字只有符号，所以就“写”（刻）了三个符号，分别在三块玉制成的版上。被供奉起来，作为自己“家族”内的革命性的信条而约束为上者的官员，建立推翻夏王朝的根据地。这“三风”就是“巫风、淫风、乱风”。于是《连山》后来不仅实现了推翻夏王朝的目的，并且成为成汤建立商王朝的理论基础，清正了一时的官风。这就是《连山》的功绩。

《归藏》是殷商末年，甲骨文已经发展兴旺，但是在商武丁后祖甲时，“得”风开始泛滥，后经庚丁武乙时“得”风盛行。这时身为古公亶父的周人面对当时的“得”风，在《连山》的基础上，发扬《连山》的官风整肃精神，针对自己而以身作则，用甲骨文写（刻）在龟甲上“成册为典”，作为根据地的纲领性的革命言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经不断地努力，终于在武乙三年，不得不使武乙正式“命周公亶父赐以歧邑”而名正言顺。后经“季历、文王、武王”三代的继续奋斗（总计百余年），才推翻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

《老子》是在西周从建立起就一代不如一代的日渐衰退的情况下，虽经周宣王力挽狂澜，小有中兴之举。但是，还是不如人意。长期以来，周宣王与老单共同研讨学习古公亶父的《归藏》，才有当时的收获。所以，周宣王在自己已经朝不保夕、生命垂危之际，不得不考虑在《归藏》的基础上，责令老单，重新修订而充实，这样才能成为教育周王朝后继诸天子的行为规范篇。

《老子》文章中，秉承周以来的认识，对十恶不赦的“仁”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从而在周王朝800余年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没有“仁”字出土的记录，《老子》文中记录却是“绝仁弃义”。对“礼”字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对“智”字的鞭挞：“以智治国，国之贼”！于是“仁、义、礼、智”这四条儒家的宗旨，在周时已体无完肤也！如果不懂得这些道理，那么我们就永远学不懂《老子》。

另外，至关紧要的还有一个“德”字，在西周金文之中“德”字的用法是相当谨慎的。为王者或为上者从不敢在生前说自己有“德”，在生前也看不到他的下属会去吹捧他有“德”，只有当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步，盖棺定论，才敢恭维他为有“德”。于是，在古公亶父制定的《德》论之中，他所定义的是：统治者自己必须不得，才能保证民得；只有保证民众不失得，才是自己有“德”于天下。所以《老子》三十八章中明确地反映出这一光辉思想：“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得是以无德”。从而使“德”字真正成为约束统治者一人的紧箍咒。

几千年来，《老子》从甲骨文走向籀文的翻译，走向秦时小篆的录制，到汉时又转抄为隶体，染指者多也。虽有不少人忠于《老子》思想，但有些由于时代的局限，渐趋与老子年代的疏远，故现时所流传的本子以及帛书和楚简之中，都有很多错误，这些都是研究《老子》所必须认真进行的工作。故此个人虽然势单力薄，但在有生之年，将为此而努力。

谢谢大家。

朋友们听后的意见或批评简录于后

刘女士：陈先生有很多新发现；几乎每个观点都是他的发现，这显然会引起“老学”的轰动；老子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形象；是否有实证化的倾向；老子研究深不可测。

王先生：老子的精神，越来越凝练；老子的确具有大智慧；听陈先生原来和我说《老子》六章开头是：“欲神不死”，如果真是这样，老子太了不起了，西方对“欲”的研究还只是近几百年的事情；中外都是社会，古今都是治理，当有通用的东西；《老子》是含“金”量很高的富矿。

彭先生：满清的挨打；文化道德的建设；宇宙的法则要允许放开。

张先生：我曾在“天地生人”讲座，听陈先生讲过一次，陈先生说只读一本书，确实有新；正本清源也是很有意义的。我原来只以为推陈出新才有创新，才是创新。听了陈先生的报告后使我感到，正本清源也将是更好的创新。

胡先生：耳目一新，具有颠覆性；证据准确的问题：关于“往来”、“仁”、“赐”都还有问

金女士：要明其祖宗的意思。

 

 

二、还老子以清白

（2004年12月10日晚在北航部分同学所设的讲坛上讲话的摘要）

同学们，晚上好：

之所以我以“还老子以清白”为题，是想介绍一个你们所不知道的老子。你们是大学生，你们已经进入到能独立思考的阶段，。但是，你们所知道的历史，却有限得很。我在这里向你们介绍的就是一段你们比较模糊的中国历史，也是所有中国人对这段比较模糊的自己祖宗的历史竟一无所知。这是从商到西周乃至东周直至秦汉的汉武帝以前的这段意识形态演变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到公元前一百年前后的一千五百年内的思想史。这是我们的先民——祖先们所过来的一段历史。只有对这段历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才有可能认识我们祖先的足迹、认识自己的历史。正因为我们自身祖先的历史，所以我只侧重这段时间内的意识形态的表现。个人认为，只要搞清楚这段历史中的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一些必要的，我们需待讨论的问题。那么，我们所欲认识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也将可知：认识老子不仅是认识历史的需要，也是对现实的检验乃至于是对未来的督导。是否是这样，我做如下陈述：望共同探讨、讨论。

一、       西周前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西周前是商，也就是殷商，这时候已经有了文字，它就是甲骨文。在商以前传说的是夏，但是，夏没有文字给我们留传下来。虽然，在遗址之中我们看到了青铜器和某些刻画符号，但形成不了任何文字概念，研究不出意识形态的表现。除了牵强附会以外，则什么也说不清了。

可以明显的知道，甲骨文字是商与夏最大最明显的区别（当然，不排除夏末有甲骨文的发生事例）。在目前出土已知的150000多片甲骨文中，说的是什么呢？高度概括一下就可以知道：它们之中透露出一件事，这就是：上者和为上者，遇事必“问卜”于人！“问卜”而“记”是甲骨文字所承载的主要功能，甲骨文字也就是伴随“问卜”而产生和发展的。“问卜”还不是简单的“问卜”，而是每事必问所形成的规矩、制度、规则。不论对它的印象如何（如低级、幼稚、愚昧、迷信、对天神的依赖等等），它必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而这样规范又仅限于“上者”和“为上者”！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在实践进程中，在当时的社会时期内认识到一个特殊的问题。也就是社会行为之中，最应该必须要得到规范的人，是“为上者”！

于是，由上可知夏之所以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则必是夏桀的为所欲为、自以为是、一意孤行、胡作非为，什么事都是自己说了算，从而葬送了自己和夏王朝。所以，成汤在伊尹等人尽心竭力的辅佐下，以成汤的自律而取代了商王朝的政权。并且遇事必“问”于人，保存、应用、传承下来，形成了“问卜”的制度。虽然现在我们看来，这是极为幼稚、愚昧、无知的行为，但是，它却伴随商王朝近五百年之久。

成汤建立了商之后，通过十余年的努力，使“占卜”终于成了商王朝的“礼制”。然而，当成汤之孙太甲继位之后，却讨厌这样的“礼制”，限制了自己的手脚，不守于“占卜”的规矩、礼仪、程序，欲我行我素。这时的重臣伊尹还在商王朝中掌握大权，于是只能抬出太甲的爷爷，“废黜”太甲——“逐”至“桐宫”，在家庙内“面祖”而“反省”。三年后太甲“悔改”，不再违拗成汤所建立的“占卜”制度，伊尹才又还政于太甲。这就成为了商王朝内的一段插曲。

然而，在数百年计的固定“礼制”的实施进程之中，时兴时衰的现象，也就成必然。其主要原因在于那些从事“卜”的人的身份不断提高，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一个阶层：“贞”、“祝”、“巫”、“卜”等人遍及商王朝各个领域。他们成了“智者”的化身，变相成为他们说了算。所以在武丁之后，商朝晚期的前期，使得原颐指气使的赫赫大员——“贞人”们，变为记录例行公事的无名差役，这是对“智者”们的当头棒喝。但是，“智者”们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在王的身边又形成了新的“智者”群。商朝晚期在“智者”的诱导下，全国上下一起为着新形成的概念“得”为最高、最终目的。这有殷商末的九件青铜器皿上的铭文作证，是“铜”证，当然更是铁证。它们分别为：“得”、“得鼎”、“□得”、“贯得”、“得父乙”、“得亚父己”、“亚｛得｝父丁”、“亚｛得｝父癸”、“亚｛得父庚｝”、等九例（见《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2001年版广西教育出版社）。

正是商末追逐“得”，赞美“得”，崇拜“得”所形成的社会浪潮。把商末的上层，变成了贪欲成性，如狼似虎地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一切为了“得”而奋斗，不惜一切手段贪“得”无厌的本性，从而暴露出上层人们的狰狞。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为避开“犬戎”的纠缠，以“不得”为代价，舍弃了原居住地而搬到周原来的古公亶父及其家族，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以“不得”的精神，也唤来了其他小国的归附！“不得”正是针对当时商王朝“得”的！所以，古公亶父在理论上就站住了脚，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并且把“不得”的具体内容规范了一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德”论。其要旨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具体落实到事时，表现为五不“得”：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所以只能“为腹”而不能“为目”（眼所见，心所想）。显然，古公亶父是在总结成汤取得夏王朝所得出来的自身“不得”的经验，从而对自己提出的行为规范。同时古公亶父认识到一个谁也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在“周邑”这个根据地内，“仁”是十恶不赦的意识形态！“仁”字在公元后100年左右的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仁从二人”。可是在古公亶父的当时乃至整个西周时代“仁是从上人”的。因为上面“短横”、下面“长横”，此字不读“二”读“上”。所以“仁”是从“上人”的，直白的说，“上人”的行为多为不好。“上”也孕育着，差异、区别。“上”的行为，“仁”的行为，正是造成“亲疏”、“贵贱”、“利害”等差别的起始点！

正是古公亶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励精图治而形成的“德”的概念。“德”的内涵就是“不得”；就是约束统治者自己；就是最高统治者头上的紧箍咒；绝不能作任何转嫁。

二、       西周时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自武王打败“纣王”后，夺取了政权。西周在武王的治下，改天换地了。这可从周朝建立后，在金文中的“得”字消失得一干二净体现出来。从武王起，到穆王100余年之中，一例“得”字也没有，“得”已经不是问题了。从武王到昭王（穆王的父亲）只有十三例“德”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正是中国文字中“德”字的开始！在被传为“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四十余年刑错不用”的周康王二十三年有一“大盂鼎”，记了周康王的话：“……令女盂绍荣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谏……”，这就是周康王高度自律的语言，并命令他手下的官员严格检查督促他。文中的“绍”：继承、发扬；“荣”：光荣传统；“敬”：诚心、一丝不苟；“雍”：应用、运用；“德”：条文、戒律；“经”：经常、随时随地；“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方式、手段，不顾及任何情面。于是我们翻译成现代语言，则是：“……我命令你盂呀，要发扬继承我们老祖宗的光荣传统，你必须诚心诚意、一丝不苟地应用老祖宗所订下来的“德”的戒律，随时随地，不分任何场合，不要顾及我的面子，采取你认为可以采取的一切手段，督促、检查、阻止、审查我的一言一行，从早上到晚上我都要置于你的监督检查之下……”这就是西周早期的现实。在西周乃至东周800余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在金铭文内，前面说的那个“仁”字都绝了踪迹。这与西周的意识形态是有关的，请参阅“拙文”《老子十九章考、辩、析、读》。

这就是西周，用自己“德”论的高度自律代替了商王朝的“占卜”，这是意识形态的转换，也是“礼制”理念的转换。也就是用一个较为开明的“德”的约束来替代那种“占卜”形式的约束，显然同样是约束统治者的。在西周开国之中，除了接替商王朝的统治开始时，有点混乱。后来成康之际，则天下大治。但是，后来所有的封建王朝都没有出现那样的大治景象。

好景不长，周昭王的继承，没有长进。至穆王，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在穆王时期定格了“天子”的称呼！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惯例。从穆王起，上下齐呼“天子”！周穆王也飘飘然，处处以天子自居。再也看不到他爷爷时的大治了，显然为溜须拍马者开了方便之门，“智者”们也一涌而出祸国殃民始也。再一件事是大兴“吕刑”，“吕刑”细微达三千多条。可想而知，其矛头对准的是下面之人。这背离了古公亶父的教导：治国必先“治君”，而不是“治民”。

于是在周穆王之后的周共王等的治下就出现“得纯”的政治口号，“得”字重新出现在我们历史上。虽然它灭迹了百多年，现已经说明“得不纯了”，也是西周王朝的“膏肓顽症”！这时的“得”字的写法也很直接，上“手”下“贝”，或上“贝”下“手”，手要能攥得到“贝”（金钱）就是“得”，反之，“贝”能攥得到手中也是“得”。

直至西周晚期，“得纯亡民文”共出现八次，“民文”乃不听政令之民，“得纯亡民文”就是“得”纯洁了，清明了，不听政令的老百姓都没有了，也看不到扰乱社会治安之民。同学们，这是在当时的西周社会里的呼声，不发人深省吗？

值周“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执政四十六年，颇为小有“中兴”之举。这时在整个西周王朝时期，可谓是又一个辉煌的年代，它有下列诸事可证。

金文的文字已发展近于完备，长篇的铭文，层出不穷，且金文书法也发展到花团锦绣；非官方的诗也广为流传和兴起；意识形态上有概括性的高度认识，：如见于铭文中的“不侮鳏寡”：不得中饱私囊、要“得纯亡民文”、要“纯”、要“禄纯”；“引其唯王智，乃唯是表我国”……等等。

重申“国之有咎在予一人”的观点，这也是西周建国以来所持有的固定观念。执行的好坏是另外一回事，认识上必须如是。

“治乱在庶官”的观点也已形成并完成，从而可以看到了“智者”的破坏性。

《老子》文章的构思必形成在西周晚期，周宣王之时，因为《老子》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西周所形成意识形态的终结。如《老子》十九章，亦反映出一个西周晚期所形成的重要概念，“绝学无忧”。由于有这个概念被公认后，所以在东周时期的金文之中，再也没有看到一例“学”字出现，并且影响到秦汉，直到东汉的许慎的《说文解字》之中，还没有列出“学”字专条，而仅在不显眼的地方曰：“学是觉的省字”。这当然是对孔子的“子曰”：“学而时习之”的嘲讽！因为许慎也是一大儒，可是他却不知道有句“学而时习之”，才在他的《解字》之中，没有列“学”字专条。

“绝学无忧”是一个纲领，其内容是：“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这正是对西周的历史的写照，也是对商王朝的历史所终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这也是说，   无论是商朝的“占卜”，还是西周的“德”论，这两种礼制虽然在开始出现之前，都是柔弱的，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一旦固化，老化，“物壮而老，是为‘不道’”。它们也就以一种“礼制”的形式，想把它们固定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它们走向了反动！之所以走向反动，问题还在于那些吹捧这“礼制”的人。正是所谓的“智者”，他们声嘶力竭地维护“占卜”和“《德》”论都是对事物本身的背叛。所以西周晚期，正直的人们，都会看清这一点。老子正是代表这一样一批人，行之于文写出“绝礼弃智”！

至于“绝仁弃义”则是西周早期的认识。在西周的历史中，就看不到被后来的人们吹捧得神乎其神的“仁”字，金文可证。

所以说，老子所总结出来的“礼、智、仁、义等四个是怪物，是必须绝弃的对象。这就是老子之所以是西周时代的人的道理。礼、智、仁、义这四个怪物，却是春秋战国的后学所“捡”的破烂。

三、       西周后东周时的意识形态表现

自从西周经老子总结了意识形态后写出了《老子》五千言，然而周幽王只束之高阁，按惯例作为藏书而已。但是，大家都不约而同的知道，这是治国宝典，传言为之《三绝》。把《三绝》的内容误传为：“绝学”，“绝礼”，“绝仁”。也是所有读书人争相阅读的经文，也是指导大家的必读之书。当然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老子，公元前776年，作了五千言；公元前770年老子已死。

约公元前720年——前645年，管仲在齐国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辅佐齐桓公首次称霸。“挟天子，以令诸侯”，转嫁“治国”必须“治君”的问题。为后世称霸带了头，也是历史上公开挑起内战的祸首。

公元前551年——前478年的孔子，在管仲的基点上，修订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把“仁”这个周天下早已成为过街老鼠的理论怪物，重新打扮，让它复出。虽然美之以“忠孝信义”，但各诸侯国，谁也不敢买这样的账，他处处碰壁也就理在其中了。

公元前476年——前390年，墨翟以孔子的提法太过，要“薄礼”（节葬节用）“兼相爱、交相利”，变相地继而鼓吹“仁义”，虽然也代表部分民众的利益，但也不受各诸侯国的欢迎。

公元前385年——前304年（或前372年——前289年）孟轲，他较完整地提出“仁义礼智”为之四德；并且要以“仁为质”以“礼为形”，彻底地否定了老子的认定，也就彻底背叛了西周的意识形态，成为所谓的儒之“亚圣”。

公元前369年——前286，庄周虚无的“道”论，独与天地精神而往来，架空老子为“博大真人”。骨子里却以“仁义礼智”为是，抬出黄帝，贩卖己论。这就是他虚伪而使后人误以为他就是老学的传承，实则是老学最大的叛徒！

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延续到东周晚期的“‘稷’下学宫”乃至秦的统一，以至始皇的焚书坑儒就不无道理！“秦”灭、“汉”兴，至汉武帝时（公元前134年），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它的核心要害却是“天人感应”学说，是为君权神授服务的，以完整地提出“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以“君为臣纲”为“总纲”。竟因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就在中国历史内绵延困缚中华儿女达两千余年！

四、我们的思考

由于“善良”的干扰，此问题被阻，没有时间讲。现把当时的构思录在这里：什么是传统；明显地可以知道我们的意思形态思想史是断裂了的；《老子》这本书的巨大作用；这些当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同学们，你们不是敢问路在何方吗，我可以告诉你们，路在你们的脚下。是不是这样呢，请同学们自己想一想。谢谢大家！